【譯史】中國白話文與美國女詩人｜胡適與蒂絲黛兒

提倡崇白話而廢文言的裘廷梁

        白話文運動發源於清朝末年的中國南方，當時維新派知識份子為了富國強民、開啟民智，紛紛創辦白話文報紙，以通俗的白話文向不懂文言文的民眾介紹新知。不過，這些維新派人士在向其他知識份子喊話時依然是用文言文，例如光緒舉人裘廷梁（1857～1943）1898年在上海《蘇報》發表的〈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便是以文言文論述白話文的八大好處——「一曰省日力」、「二曰除驕氣」、「三曰免枉讀」、「四曰保聖教」、「五曰便幼學」、「六曰煉心力」、「七曰少棄才」、「八曰便貧民」。

        裘廷梁不只寫文章大力鼓吹「崇白話而廢文言」，更在1898年創辦《無錫白話報》（後改名為《中國官音白話報》），由姪女裘毓芳（1871～1904）擔任主編，以白話文著述、翻譯中外新聞，此後各省相繼創辦白話文報紙。據統計，民國成立（1911）年前全中國共計出版150種白話報刊，而且白話報刊的陣地逐漸由南方向北轉移，最著名的要屬1904年彭翼仲（1864～1921）於北京創辦的《京話日報》，銷售量達一萬多份，培養出五四白話文學的讀者群。

《新青年》刊登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

        由於白話文是以北方官話為基礎的書面語，南方民眾難免覺得生疏，北方民眾則較容易接受，因此，《京話日報》創辦後，北京後便成為白話報刊的大本營，滋養了一整代的少年讀者。1917年，胡適（1891～1962）等人提倡白話文運動，則讓白話文逐漸普及於知識份子之間。當時知識份子仍然以文言文為書寫媒介，認為白話文是讓下層民眾用的，胡適1917年1月1日在《新青年》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便是以淺文言「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採用俗語俗字」，不僅著述如此，胡適翻譯西洋文學用的也是文言文，例如1914年的《哀希臘》（The Isles of Greece），便是以楚辭體翻譯翻譯浪漫主義詩人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的詩句：「往烈兮難追；故國兮，汝魂何之？」

        胡適早年進家塾讀書，古文底子深厚，1910年赴美留學，〈文學改良芻議〉和《哀希臘》都是在美國發表的，1917年歸國任北京大學教授、用白話文講學後，才開始用白話文寫作和翻譯，1918年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便是以白話文鼓吹「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此外，胡適還以白話文翻譯1918年普立茲詩歌獎（Pulitzer Prize for Poetry）得主蒂絲黛兒（Sara Teasdale，1884~1933）的詩作〈關不住了〉（“Over The Roofs”）：「我說『我把心收起，／像人家把門關了，／叫愛情生生的餓死，／也許不再和我為難了」，並稱這首譯詩是「新詩成立的新紀元」，堪稱現代白話文學的起點。

 

中國白話文學起點的作者

      這首中國白話文學起點的作者蒂絲黛兒是第一位獲得普立茲詩歌獎的女詩人，在當代文壇深具影響力，但亡歿後卻寂寂無聞，沒有半首詩作列入美國文學經典，華語文壇也罕見其詩作中譯流傳，稍微有名氣的，或許是那首據稱是女詩人的絕筆詩〈四月之死〉（“I Shall Not Care”），由李敖（1935～2018）在中心診所養病時翻譯：「當我死時，在四月明光，／雨水溼人如醉。／我將無動於衷，／一任你心碎。／我平靜，如老樹濃蔭，／任雨壓枝條如墜。／我將默然無語，／比你多一倍。」

        事實上，這首〈四月之死〉於1915年出版，並非女詩人的絕筆詩。蒂絲黛兒1933年吞安眠藥自殺，享年49歲，生前共出版8本詩集，其中愛與死這兩大主題貫穿其多首詩作，比如〈關不住了〉，比如〈四月之死〉，比如這首〈墓誌銘〉：

Serene descent, as a red leaf's descending

When there is neither wind nor noise of rain,

But only autumn air and the unending

Drawing of all things to the earth again.

So be it, let the snow fall deep and cover

All that was drunken once with light and air.

The earth will not regret her tireless lover,

Nor he awake to know she does not care. 

凋墜靜好，如紅葉飄落在

無風聲無雨喧的時節，

只有秋涼和永不止息

收呀收地將萬物收回大地。

就這樣，任雪花飄落深深

掩蓋住迷醉在光裡空裡的曾經，

大地不會惋惜她那不知疲倦的戀人，

他也不會醒來發現她竟如此不上心。

蒂絲黛兒在42歲時寫下〈墓誌銘〉——第一段寫深秋謝了紅葉，萬物飄零，烘托出死亡的氣息；第二段時序入冬，時光是「不知疲倦的戀人」，大地是「不上心」的情人，在歲月流轉間任飄雪「掩蓋住迷醉在光裡空裡的曾經」。蒂絲黛兒以此意境作為墓誌銘，或許早已預見自己詩中的點點流光，將會隨著四季遞嬗而逐漸黯淡，大地不會惋惜，逝去的時光也不會轉醒。
        但在時空裡旅行的足跡會留下。清朝末年中國南方維新派知識份子為開啟民智而推行的白話文運動，雖然在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歸於沉寂，此後白話報刊的陣地轉而北上，在北京蓄積勢力，期間留美學生胡適、梅光迪（1890～1945）、任鴻雋（1886～1961）在美國談論白話文學革命，其中胡適在1917年歸國後翻譯美國女詩人蒂絲黛兒的情詩〈關不住了〉，這位來自異域的繆思站在中國現代白話文學的起點，等待1919年五四青年撼動高踞文壇千年的精緻文言文，我手寫我口的時代真的來了。

【譯史】奇怪的球滾進了冷戰初期的臺灣譯壇

盧純澤鏡頭底下的雷達天罩頂，2005，攝於南韓

        南韓紀實攝影師盧純澤（Noh Suntag）的著名作品「奇怪的球」（the StrAnge ball）拍下南韓平澤市彭城邑鄉間的巨大球體。這顆「奇怪的球」正式名稱叫「雷達天線罩」（Radome），由「雷達」（Radar）和「Dome」（圓頂）兩個字組成，用途是保護雷達天線，防止環境對雷達天線的干擾。盧純澤鏡頭下的雷達天線罩用於保護美國軍方的雷達，約於1998年設置，事前並未知會南韓當地居民，因此當地居民才會稱之為「奇怪的球」，盧純澤視之為美國對南韓政治和國家安全的控制和影響力，代表了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地位。

1950年《大眾機械》刊載的雷達天線罩剖面圖

        美國發明的這顆「奇怪的球」曾於1950年6月滾進冷戰初期的臺灣譯壇，當時翻譯為「雷洞」，刊載於《拾穗》月刊第2期，譯者署名「微之」，題名為〈安全的雷達堡壘〉，原文"Rubber Fortresses for A-Bomb Defense"刊載於1950年4月號的美國《大眾機械》（Mechanic Illustrated），開篇便提及「雷洞」的軍事用途：

        我們能避免原子彈的突擊「珍珠港」嗎？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可能的，利用橡皮氣泡！
        一連串碩大無朋的橡皮氣泡可以使雷達偵察哨在美國極北山峰的冰岩中得到安全的庇隱，而成為美國抵禦未來敵人的原子彈的防衛線。這令人驚異的橡皮堡壘秘密命名為「雷洞」（Radome），是一種用橡皮和玻璃纖維織造而成的掩蔽物。乃是康耐爾防空研究所應紐傑賽州紅岸空軍研究總處之請而發展的新成就。

        CAN we avert an atomic Pearl Harbor? Yes, we can, with rubber bubbles!
        For a string of giant rubber bubbles, housing radar sentries, hidden in the icy peaks of America’s northernmost mountains, could be our first line of defense against any A-bomb attack. The secret of these amazing rubber fortresses is the new Radome, a revolutionary shelter of rubber and glass textile, developed by the Cornell Aeronautical Laboratory Inc. for the Air Force research center at Red Bank, N. J.

【譯史】來了！來了！梅森律師來了！

雷蒙．鮑爾（Raymond Burr） 飾演的梅森律師

        佩利．梅森（Perry Mason）是美國小說家賈德諾（Erle Stanley Gardner，1889-1970）筆下的刑事辯護律師，總是接受看似有罪的一方請託，在種種證據都不利被告的情況下抽絲剝繭，在法庭上雄辯滔滔痛宰志得意滿的檢察官，堪稱法庭推理小說界的頭號人物。
        作者賈德諾曾經擔任律師，寫起法庭推理小說信手拈來，這套「梅森探案」系列一寫就是82本，第1部《蛇蠍美人》（The Case of the Velvet Claws）於1933年出版，隔年便可見第4部作品《狂吠之犬》（The Case of the Howling Dog）躍上大銀幕，但最著名的應該是1957-1966年由美國CBS電視臺推出的同名影集，由加拿大男星雷蒙．鮑爾（Raymond Burr）出演男主角並獲得艾美獎，鋼鐵人小勞勃道尼（Robert Downey Jr.）近年也想復刻這套影集，足見梅森律師的魅力歷久彌新。

【譯史】佛洛伊德的文學界分身首度來臺

席尼茲勒（Arthur Schnitzler，1862-1931）

        席尼茲勒（Arthur Schnitzler，1862-1931）生於維也納猶太醫生世家，17歲受父親影響開始習醫，1885年取得醫學博士學位，並與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同時開始投入催眠和暗示研究，並於1889年發表醫學論文，後則棄醫從文，以意識流獨白創作德語小說，成為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重要奧地利的德語作家，佛洛伊德對其作品甚為推崇，視席尼茲勒為自己在文學界的分身。
        席尼茲勒的創作以小說和戲劇見長，其於1900年發表的中篇小說《盲者之歌》（Der Blinde Geronimo und Sein Bruder）應為首部譯介入臺灣文壇的作品，由孫賡年（1916～）翻譯自德文原著，1950年5月起由《拾穗》雜誌連載，分兩期刊完。譯者孫賡年筆名細雨，浙江奉化人，浙江大學畢業，1948年由上海中國石油派至高雄煉油廠擔任副工程師，1949年兩岸分治後留在臺灣，並利用公餘翻譯，將席尼茲勒譯介入臺灣文壇，並附上〈譯者引言〉介紹作家和作品，同時註明「此篇譯自德文原本Der Blinde Geronimo und Sein Bruder（美國芝加哥大學版），譯句力求忠實」，其譯文可見原文句構的痕跡：

德文《盲者之歌》新版封面

盲者喬羅尼摩從椅上站起身來，將那已經放在棹上的，靠近酒杯邊的吉他，拿在手中。他已經到了遠遠的，第一輛駛來的車輪上。現在，他沿著走得熟透了的老路，摸索著走向開著的門，然後走下狹窄的木梯，到了蔭蓋著的庭院。他的哥哥跟隨著他，二人在木梯近旁站住，轉背向牆，使得那從潮濕而污穢的地面上吹向開著的門底冷濕的風，不致於直接吹到他們的身上。

Der blinde Geronimo stand von der Bank auf und nahm die Gitarre zur Hand, die auf dem Tisch neben dem Weinglase bereit gelegen war. Er hatte das ferne Rollen der ersten Wagen vernommen. Nun tastete er sich den wohlbekannten Weg bis zur offenen Türe hin, und dann ging er die schmalen Holzstufen hinab, die frei in den gedeckten Hofraum hinunterliefen. Sein Bruder folgte ihm, und beide stellten sich gleich neben der Treppe auf, den Rücken zur Wand gekehrt, um gegen den naßkalten Wind geschützt zu sein, der über den feuchtschmutzigen Boden durch die offenen Tore strich.

【譯史】沉重桂冠下的輕盈與溫柔：余光中的繪本翻譯

余光中及其作品（圖片出處：《他們在島嶼寫作》）

余光中著譯等身、得獎無數，在這耀眼的光環下，有兩本繪本譯作含光曖曖，一本是《緋紅樹》（The Red Tree），原作者是澳洲華裔畫家陳智勇（Shaun Tan），另一本是《雪晚林邊歇馬》（“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原作者是美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由美國插圖家潔妃絲（Susan Jeffers）繪圖。這兩本繪本展現了對人生低潮的關懷，《緋紅樹》（The Red Tree）是一本沒有故事的故事書，以極富詩意的文字串起零散的想像畫面，映照出心底的黑暗、無力、憂鬱、恐懼、光明和希望；《雪晚林邊歇馬》寫於佛洛斯特歷經親人與摯愛逝世、萌生尋死念頭之時，詩中的疊句「還要趕多少路才安眠，還要趕多少路才安眠」，委婉道出詩人對死亡的期盼。

《緋紅樹》和《雪晚林邊歇馬》先後於2003年、2004年由和英出版社發行，發行人周逸芬對文字和圖畫都相當敏銳，時常到世界各地尋找好繪本譯入華文世界。由於周逸芬認為英文韻文譯成中文很難不走味，因此最初不考慮引進像《緋紅樹》、《雪晚林邊歇馬》這樣的韻文，然而，由於2003年逛義大利波隆那兒童書展時驚艷於《緋紅樹》插圖精美，因此義無反顧買下版權，並透過好友余幼珊引薦，終於說動詩壇祭酒余光中執筆翻譯，以兒童能解的淺語譯出音韻鏗鏘的韻文：

【譯史】鄧約翰（John Donne）首部進軍中文詩壇之作

「不死也死了，是詩人的體魄；死了也不死，是詩人的詩。」

 ～羅念生～

朱湘遺作〈死〉（Death, be not proud）為鄧約翰詩歌中譯之始

詩末署名原作者為「Donne」，即大詩人鄧約翰（John Donne）

詩人鄧約翰（John Donne，1572-1631）雖然與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並列為十七世紀英國文壇翹楚，但鄧約翰的名氣在中文地區卻遠不如莎翁。莎翁的中文譯名最早出現在1839年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中譯名「沙士比阿」，文中說他「工詩文、富著述」。至於鄧約翰進入中文文壇，則足足比莎翁晚了將近一百年，時值1936年，詩人朱湘（1904-1933）的譯詩集《番石榴集》收錄一首署名「Donne」的詩歌，詩名中譯為〈死〉，正是鄧約翰的名詩："Death, be not proud"。

【譯人】鐵窗後的譯者高金郎

日本教育家小原國芳（1887-1977）《偉人の母》中譯本於1969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直譯為《偉人的母親》，書名頁後便是譯者照片和譯者簡介：「高金郎，臺灣雲林人。一九四Ｏ年生，一九四七年入學，一九六一年學商。」但簡介中沒寫的是＿這本《偉人的母親》是譯者高金郎在獄中翻譯的。

《偉人的母親》原著 

1969年商務高金郎譯本

書本內頁譯者簡介

譯者高金郎攝於臺東泰源監獄

譯者高金郎與作者小原國芳皆出身貧寒。小原國芳生於日本鹿兒島，十歲上父母相繼去世，小學畢業後考入公費的電信職業學校，畢業後依舊刻苦自學，工作數年後於1905年考上鹿兒島師範學校，一圓投身教育的夢想。譯者高金郎則出生在雲林口湖鄉下崙，六歲父親過世，八歲母親改嫁，自幼家境清貧，由叔叔撫養長大，因天資聰穎，求學過程常獲得老師資助，1956年北港中學畢業後負笈北上，一邊在木材行打工、一邊準備考試，未來希望能考入師範體系，畢業後當老師捧鐵飯碗。1958年，高金郎進入建國中學，課餘常憑學生證至美國新聞處圖書館看書，因而讀到雲林同鄉廖文毅（1910-1986）在日本東京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並出任總統，從此深受其政治主張影響。1961年，高金郎考入師範大學，原本可以一圓教學夢，卻因為一個轉念迎來了人生的轉捩點。

【譯人】夢想騎單車環遊金星的譯者

做一些別人覺得不應該做的事，
人生就不一樣了。

電影《破風》以單車賽事為故事主軸，描述三位車手從互相幫助的隊友變成競爭對手，各自經歷失意與得意後領悟自己的不足和精進的真締，最後又一起參賽，是一部青春洋溢的熱血競速片。男主角仇銘說：「做一些別人覺得不應該做的事，人生就不一樣了。」資深車手張德真聽了這句話，相信也會同意。

娃娃臉的張德真先生

在一九九Ｏ年代，騎車環遊世界還沒那麼盛行，張德真便已經騎單車環遊澳洲、紐西蘭、奧地利、荷蘭、法國、摩洛哥，更驚人的是——他當時已經七十歲，真真是老當益壯，童顏鶴髮尚不足以形容其容貌，我和他碰面訪談時，他不僅氣色紅潤，而且頭髮烏黑，這一年他九十歲。

1946年中國石油公司招考
甲種實習員准考證

張德真（1925-）是江蘇青浦人，1946年浙江⼤學化⼯系畢業，適逢中國⽯油公司在上海江西路成⽴，他看到報紙廣告：「中國⽯油公司招考甲種實習員，將分發至東北、西北及臺灣的煉油廠⼯作。其中臺灣⼆字最為吸引我的興趣。在⼤陸跑來跑去，⾏萬⾥路也不過是陸地⾏⾈，從無飄洋過海的經歷，將來還可換地⽅」。簡單來說，張先生是想來打工度假意思。就這樣，他排除眾議，漂洋過海，1946年底從基隆港上岸，隔日南下高雄接收日本第六海軍燃料廠精製部，也就是後來的中油高雄煉油廠，果然如《破風》男主角說的：「做一些別人覺得不應該做的事，人生就不一樣了。」

1946年中國石油公司的職員證

首先是遇到二二八事件。張先生回憶道：「上班不到三個⽉就碰上⼆⼆⼋事變。起因是臺北菸酒公賣局與稅警取締私煙⼩販所引起，⼀個晚上⾺上就波及全省，演變成了外省⼈與本省⼈之爭。實則事有蹊蹺，若⾮有組織嚴密的暴徒滲透⼊全省基層幹部，何以能如此迅速的集結滋事，這是國共內戰的延續，明眼⼈⼼知肚明。第⼆天早上上班時，總辦公廳⼤樓前集結了百來⼈的群眾，頭綁⽩布條，⼤聲喧嚷。廠區⼤⾨關起，只留⼩⾨通⾏。（……）⾨⼝掛了⼀⾯⾧條旗，上書臺灣⼈煉油廠。」

二二八事件前高雄煉油廠第一梯甲種實習員
共十一人於辦公廳前合影（前排右一為張德真）

事件隔天，基隆宣布戒嚴，雖然翌日立即解除，但警備總部卻在三月三日秘密部署兵力，劃定台北、基隆為戒嚴區，由於當時往來兩岸須從基隆港進出，一旦戒嚴，張先生便難以返鄉，這一待就是一輩子，異鄉在歲月流轉中變成了故鄉，起初抱著打工度假的心情來到臺灣島，哪裡料得到後來竟然會回不去，只能認份待在高雄煉油，而且兩岸分治初期大陸油源斷絕，煉油廠無油可煉，遂創辦《拾穗》雜誌吩咐員工翻譯域外新知，讓跟張德真同梯來臺的煉油青年有事可做，以免年輕人胡思亂想。喜好旅遊的張先生從美國的《皇冠》（Coronet）雜誌挑了〈⾦星漫遊錄〉移譯，這篇未來科幻小說描述史密斯一家到搭乘「空中皇后號」火箭船到金星旅行三個星期，故事是這樣開場的：

【譯史】三人三海｜詩家、小說家、企業大老的翻譯PK賽

《老人與海》1952年初版

一九五四年，美國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8-1961）以中篇小說《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因「其對當代文風影響深遠，敘述技巧匠心獨運，充分展現在近作《老人與海》中。」（for his mastery of the art of narrative, most recently demonstrated i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nd for the influence that he has exerted on contemporary style）

《老人與海》在獲獎之前，臺灣便可見兩種中譯本，但書名都不是《老人與海》。其一是余光中（1928-2017）的《老人和大海》，1952年12月1日至1953年1月23日在台北《大華晚報》上連載，堪稱臺灣首譯，1957年12月由重光文藝出版社發行單行本。其二是辛原的《海上漁翁》，1953年1月1日在高雄《拾穗》月刊上首刊，2月1日續完並出版單行本，由於集結成冊的時間較余光中譯本早，在當年流通較余譯更廣。這種先在期刊上發表後

張愛玲1952年中譯本，譯者署名范思平

集結為單行本的作法在當時很常見，海明威也是1952年8月30日在《生活》（Life）雜誌將《老人與海》一次刊完，9月8日發行單行本。至於《老人與海》則是張愛玲（1920-1995）的中譯本書名，如今已成定譯，1952年12月以筆名「范思平」發表，由香港的中一出版社發行，與原文面世只差三個月，是《老人與海》第一本中譯本。

張愛玲和余光中的譯本分別是港臺首譯，兩者雖然都是名家名譯，但翻譯風格迥異。張愛玲1952年7月從上海流亡至香港，人生地不熟，粵語也不太會說，看到美國新聞處譯書部登報徵人翻譯《老人與海》，便投了履歷過去，經宋淇（林以亮）面試後開筆迻譯。這是張愛玲第一次翻譯美國文學，花了兩個月譯畢，將其譯文與原文對照，可見其謹小慎微，幾乎是字字照譯，看來下筆時顧慮頗多，她自己在譯序中也說：「因為我太喜歡它了，所以有這些顧慮，同時也擔憂我的譯筆不能達出原著的淡遠的幽默與悲哀，與文字的迷人的韻節。」由於張譯亦步亦趨貼緊原著，讀來富於洋味兒，頗見中西合璧的張氏小說風格：

【譯人】臺灣譯壇的李商隱｜一往情深的譯者艾丹

右欄為《白衣女郎》首刊，
左欄為狄更斯《雙城記》連載完結篇

《白衣女郎》（The Woman in White）是一本引人入勝的哥德式小說，與《簡愛》（Jane Eyre）、《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齊名，1859年11月23日開始在英國文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刊物《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上連載，作者匿名，劇情兼具懸疑、鬼魅和浪漫。小說開篇敘述年輕男子瓦特到倫敦北部的罕普斯特樹林（Hampstead Heath）夜遊，皎潔的月光從林間灑下，忽然間，瓦特的肩頭一沉，一隻手輕輕從他背後搭了上來，手的主人是一名白衣女郎，且瞧她悠悠開口問道：「倫敦是往這條路走嗎？」（Is that the road to London?）

《白衣女郎》插圖。
「倫敦是往這條路走嗎？」（It that the road to London?）

這位白衣女郎的真實身份疑雲重重，一連串私下偵查從而展開，角色之間因此互探情報，隨著情節推展，身分造假、未婚生子、不可告人的祕密一一揭發出來。全書除了採用煽情小說（sensation fiction）慣用的懸疑情節，更碰觸維多利亞時期的法律及性別議題，至今看來依舊相當精彩，堪稱作者威爾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1824-1889）的代表作，1860年出版單行本，開賣第一天首刷一千冊便全數售罄。臺灣第一本中譯本《白衣女郎》1955年在《拾穗》月刊上連載，由艾丹（1916-）執筆翻譯，開篇第⼀句是譯者獻詞：「獻給珍妮——我舊夢中的女郎」。究竟這位珍妮小姐究竟是何許人也？竟然讓譯者艾丹夢繞魂牽？一查之下發現：原來這本譯作背後有一段纏綿悱惻的異國戀情，其虐心不在《白衣女郎》之下。

【譯人】在金銀島上找尋被消失的譯者

巴黎的春天時常下雨，十二歲的洛伊德．奧斯伯恩 （Lloyd Osbourne）在雨天裡百無聊賴，拿起畫紙畫起了藏寶圖，繼父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一看，靈機一動，提筆寫下膾炙人口的海盜探險故事《金銀島》（Treasure Island），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我應鄉紳崔洛尼、利佛西大夫與其他先生要求，於一七＿＿年提筆寫下金銀島的種種事蹟，從頭到尾沒有一點遺漏，只保留島的精確位置，因為島上仍然留有寶藏。故事要從我父親當年經營「本波上將」旅店說起，那時來了一名老水手，皮膚黝黑，臉上有個刀疤。（《金銀島》，穆卓芸譯，2009年，天下雜誌出版）

啟明書局出版，1947年9月三版

多麼引人入勝的開場啊！是不是很想趕快往下讀，找出金銀島的位置發財去！但說也奇怪？怎麼書都翻爛了還是沒看到金銀島的確切位置哩？原來是2009年的中譯本出了一點小紕漏。且讓我們穿越時空，翻出臺灣第一本《金銀島》中譯本瞧瞧：

曲里老納紳士，呂勿西醫生，和那其他幾個人士們，都請我將金銀島的全部的事蹟詳細的寫下來，除了那島的位置以外，別的一點也不漏掉牠，那是因為尚有不少的財寶在這島上，沒有開發出來的緣故。於是我便在紀元一七⋯⋯年開始載述那件事。我回想從前我的爸爸開那上將朋寶旅館時候的情形，那時有個老水手，他的皮膚糭黑，臉孔上有著刀疤，曾經也來投宿在我的家裡的。

Squire Relawney, Dr. Livesey, and the rest of these gentlemen having asked me to write down the whole particulars about Treasure Island,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keeping nothing back but the bearings of the island, and that only because there is still treasure not yet lifted, I take up my pen in the year of grace 17— and go back to the time when my father kept the "Admiral Benbow" inn and the brown old seaman with the sabre cut first took up his lodging under our roof.

【譯史】與戒嚴初期的暢銷作家喝杯茶

羅思曼利．費爾並不見得真正美麗，不，你怎麼樣也說不上他是美麗的。

好看嗎？嗯，假若你把他一部份一部份拆開來看的話⋯⋯

但是，幹嗎要這樣殘忍，竟把一個人分成片段呢？

～曼殊斐爾著，師坎譯～

這段文字出自紐西蘭小說家曼殊斐爾（Katherine Mansfield，1988-1923）的短篇小說〈一杯茶〉（"A Cup of Tea"），引文中的女主角羅思曼利．費爾（Rosemerry Fell）是個貴婦，生得並不美，依當時習俗，貴婦在家不操家務、在外不事生產，專以購物、跑趴為業。某個冬日午後，羅思曼利在倫敦柯曾街（Curzon Street）逛古董店，看中了一只精巧的珐瑯盒，但是要價不斐，便請店主留貨，回家請示先生先。她走出店外，天色昏沉，一位黑黑瘦瘦的小姐在雨中上前來跟她討錢要一杯茶，羅思曼利索性帶她回豪宅喝下午茶。這篇原文首見於1922年英文通俗小說雜誌《說書人》（Story-Teller），1923年收錄在曼殊斐爾的短篇小說集《鴿巢》（The Dove's Nest and Other Stories），臺灣首見的中文譯本目前應以1950年5月《拾穗》刊登的師坎譯作為最早。

《說書人》創刊號 

《鴿巢》封面

《拾穗》創刊號

臺灣首見中譯

【譯人】泰源革命烈士詹天增

1970年5月30日，詹天增槍決前照片

「如果說世人所謂的『賢妻』，是要能替丈夫作有力的賢內助的話，那我感實羞愧。我僅能有時使沈默寡言的丈夫發笑，默默地照顧他，默默地跟隨他而已。四十三年來的結婚生活，於公於私，我一直這樣默默幫助他，不敢說這是發揮了內助之功，但卻堅決確信，這應是盡到做妻子的責任之一。」這樣溫婉的譯文，實在很難想像竟然出自1970年2月8日泰源事件舉事者詹天增的手筆。

詹天增（1938年～1970年），台北金山人，海軍陸戰隊上等通信兵，1961年因發表台灣獨立言論，遭判刑12年。根據獄友回憶，詹天增是獨子，家貧，母親是失明寡婦，先行出獄的獄友常熱心幫忙探望其母。或許是獨子的緣故，詹天增安靜不多話，喜歡獨處，見到人時總是彬彬有禮，喜歡穿著喇叭褲。

【譯史】原來解嚴前就有《永遠的0》了

榮登「2013年博客來翻譯文學年度之最」的歷史小說《永遠的零》（『永遠のO』），內容講述一群零式戰鬥機飛行員的故事，譯者王蘊潔是當今臺灣譯壇日本文學中譯翹楚。同樣題材的短篇小說〈零式機上的鬥士〉（"Fighter in a Zero"），曾於1965年由當時執臺灣譯壇牛耳的黃文範翻譯過，原文是美國作家桑德生（James Dean Sanderson）的著作《戰爭中的巨人》（Giants in War），書中共十個短篇，每篇講述一位戰爭英雄的故事，其中有美國人，有德國人，有日本人，〈零式機上的鬥士〉是第一篇，作者於開頭導言即試圖導正二戰期間美國人對日本人的誤解，黃文範（1925-）出身軍旅，親身經歷過二戰，譯筆妥貼流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有曾和日本人作戰的美國人和他國人，常常對日本人的勇敢觀念，泰半誤以為只不過是一種發了瘋的狂暴，狂呼萬歲，向著各種對抗他們的自動武器槍口前衝鋒。」（Americans and other people who fought the Japanese in World War II are likely to possess a distorted view of the Japanese concept of courage. All too often this quality seems merely a kind of manis frenzy, a charging with banzai shrieks into the muzzles of automatic weapons ranged against them. ）

【譯史】三人行不行？｜費茲傑羅的短篇小說〈恕〉

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1896-1940）向以長篇小說《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為臺灣讀者所知，直到2009年《班傑明的奇幻旅程》（"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上映後，費氏的短篇小說才逐漸受人矚目。臺灣譯壇翻譯費氏短篇並非晚近之事，早於1966年2月，便可見陳明煊翻譯的〈恕〉（"One of My Oldest Friends"）刊登於《拾穗》月刊，內容講述瑪莉恩（Marion）、邁可（Michael）、查理（Charley）的三角戀情，德國曾於1994年改編成電影Einer meiner ältesten Freunde，下圖為劇照。

【譯評】聖安東尼之誘惑｜也談談譯者的誘惑

聖安東尼（Saint Anthony，251-356）生於名門，家境富裕，與雙親篤信基督教。雙親逝世後，聖安東尼先在自家附近隱修，三十多歲時渡過尼羅河到沙漠，在庇斯比爾山（Mt. Pispir）一座荒廢多年的軍用城堡中隱居二十五年，爾後在尼羅河與紅海間的克津山（Mt. Colzim）度過最後四十五年的獨修歲月。傳說聖安東尼在苦修時，魔鬼化身成色色慾望來誘惑他，變成種種怪物來恫嚇他。這段修士與惡魔之間的戰鬥，自古便是眾多畫家及文學家援用的題材，近代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的小說《漂亮朋友》（Bel Ami）亦引用此一典故，1946年改拍成電影時，導演便廣邀當代畫家以此題材作畫，得勝者的作品可出現在電影裡，達利（Savaldor Dali）的名作《聖安東尼之誘惑》（The Temptation of Saint Anthony）即為當年參選的作品之一。

油彩．畫布．89x119cm

聖安東尼的典故除了莫泊桑之外，莫泊桑的老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也援用過，書名就叫《聖安東尼之誘惑》（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臺灣在戒嚴時期曾出版過三種譯本，從譯文品質來看，譯者受到的外界誘惑似乎不在聖安東尼之下。

【譯評】情感教育｜女主角似乎需要穿搭教育？

第一次邂逅《情感教育》（L'Éducation Sentimentale）的男主角，是在鹿島茂教授的大作《想要買馬車》（「馬車が買いたい！」）。鹿島茂教授果真是法國文學最佳說書人！不特別鍾情福樓拜的我，看完教授對男主角弗雷德利克．莫羅（Frédéric Moreau）的介紹，對《情感教育》大為傾倒，巴不得立刻找書來讀：

牛津版英譯本封面為男主角肖像

弗雷德利克．莫羅出生於諾晉特（Nogent）的中產階級家庭，1840年赴巴黎讀大學，某次返鄉在船上邂逅畫商阿爾努一家，戀慕其貌美的妻子。返回巴黎後一邊讀法律系，一邊三天兩頭往阿爾努的「工藝美術社」跑，盼能對夫人一訴衷情，但夫人對丈夫相當忠誠，弗雷德利克無法如願，但依然在各種場合力求表現，終於博得夫人的信賴。暑假返鄉時，得知家裡破產，只得留在家鄉，把光陰虛度。數年後，弗雷德利克繼承伯父遺產，鹹魚翻身，再度前往巴黎與轉作陶器貿易的阿爾努家往來，一償躋身上流的宿願，出入銀行家旦布爾茲的沙龍，傾心於阿爾努的情婦羅薩內德。阿爾努夫人因丈夫外遇找弗雷德利克商量，舊情因而復燃，與夫人相約幽會，但夫人因孩子生病無法赴約，弗雷德利克以為遭背叛，意氣用事奔向羅薩內德。二月革命爆發後，弗雷德利克基於政治野心接近旦布爾茲夫人，盤算接替來日無多的旦布爾茲，但因旦布爾茲夫人羞辱破產的阿爾努夫人，弗雷德利克勃然大怒，兩人因此分手。1867年，弗雷德利克與阿爾努夫人重逢，但始終未能結合。

看完這段介紹，好想見見讓弗雷德利克暗戀二十七年的阿爾努夫人，於是翻出署名「傅均」的譯本，翻到兩人邂逅的橋段，不看還好，一看差點昏倒，這夫人的穿著品味還真有些不敢恭維：

【譯史】巴爾札克在戒嚴時期的臺灣｜華麗、質樸、東洋風

「青年的巴爾札克」，1825年

        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1789-1850）被譽為寫實主義小說之父，《人間喜劇》（La Comédie Humaine）為其小說合集，共計90部作品，總共寫了2,500多位人物，另有一部遺作《偽裝的愛情》（L'Amour masqué，1911）。巴氏在《人間喜劇》的序言表示受到布豐（Buffon）、居維葉（Cuvier）、朱西厄（Jussies）所制定的動物學分類系統影響，認為動物既有「物種」，社會也有「人種」：「儘管劃分軍人、工人、行政官、律師、紈褲子弟、博學者、政治家、商人、水手、詩人、窮人、神父之間的相異處，比劃分狼、獅子、驢子、烏鴉、鯊魚、海豹、母羊來得難，卻同等重要」（引自《文學拿破崙：巴爾札克特展》，頁163）。
        這91部作品中，臺灣戒嚴時期共計出版14部，皆出自中國譯者之手，其中10部出版於1949年之前，4部出版於1950年之後。而這14部作品中，除《葛蘭德．歐琴妮》（Eugénie Grandet）有兩種譯本之外，餘者皆僅一種譯本單傳，其中又以高名凱的譯作最多，共計8部，傅雷次之，共6部，另有陳瑜清譯作1部。由於譯作在戒嚴臺灣出版時，三位譯者都在中國，因此譯者姓名皆遭隱匿，或者未署名，或者署以編輯部、甚至於假名，而高名凱更是有三部譯作遭到臺灣省政府查禁。

【譯史】高名凱｜巴爾札克在台灣戒嚴時期的代言人（二）

1946，上海：海燕書店

高名凱（1911-1965），福建省平潭縣人，巴黎大學語言學博士，華文世界著名翻譯家及語言學家，譯作中以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影響力最大。此外，自1946起至1954年止，高氏共計出版巴爾札克中譯作品二十種。據其1946年《杜爾的教士》〈譯序〉所述，高氏之所以與巴爾札克結下譯緣，實則出於戰時生活所迫：

回想一九四一年冬天，我和燕京大學遭受同樣的命運，其狼狽的情況實在難於筆述。後來我受中法漢學研究所的聘請，擔任研究員的職務。那時候，物價已漸高漲，漢學研究所給我的報酬實在沒法子讓我維持最低的生活。然而「不合式」的工作又不願意接受，幾乎沒有一天不在經濟的壓迫之下。幸虧我的朋友俞鴻模先生和陳伯流先生約我為上海的書店翻譯巴爾扎克小說集。於是，這外行的工作也就只好擔任下來了。

從這段敘述來看，高名凱動筆翻譯巴爾札克應在傅雷之先，文中提到的俞鴻模即海燕書店的發行人。除此之外，高氏譯介巴爾札克比傅雷更有系統，產量也在傅雷之上，譯介作品集中在「哲學研究編」和「風俗研究編」（包括「外省生活場景」和「軍事生活場景」所有篇目）：

【譯評】誰的《傲慢與偏見》｜雌雄難辨的王科一譯本

1983，臺北：志文
譯者署名夏穎慧

珍姊（Jane Austen）的《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敘寫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英國女性的命運，情節圍繞著四位女主角開展，最後因個性有別而找到不同的歸宿。珍姊身為女性，刻劃起同代女性自是絲絲入扣，後代譯者或因物換星移、或因性別易位，下筆常感心餘力絀。輔仁大學有位研究生注意到譯者性別對詮釋原著的限制，遂針對臺灣四種《傲慢與偏見》中譯本的對話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左圖這本署名「夏穎慧」的譯本「較能忠實呈現出女性角色的特質，或許應歸功於夏穎慧女性譯者的特質」。但其實臺灣譯史上並沒有「夏穎慧」這位譯者，充其量只是志文出版社杜撰的假名或社內的編輯，該社1986年署名「夏穎慧」的譯作《理智與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內文雷同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的吳力勵譯本，而1988年同樣掛名「夏穎慧」的《愛瑪》（Emma），則出自中國譯者劉重德的手筆，1949年由上海正風出版社初版。左圖這本《傲慢與偏見》，則是根據1956年上海新文藝初版的王科一譯本改寫，根據《我的爸爸邵洵美》，王科一「中等身材，略胖，相貌一般，卻有不拘小節的魏晉名士風度」，跟人聊天時「一隻腳脫去了鞋襪，踏在凳邊，一邊在搔腳趾丫裡的癢癢」，這哪裡是女譯者的樣子呢？